臣伏见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，德性淳正，学术通明。自列侍从，久司谏诤，谠言嘉话，著在两朝。自仁宗至和服药之后，群臣便以皇嗣为言，五六年间，言者虽多，而未有定议。最后光以谏官，极论其事，敷陈激切，感动主听。仁宗豁然开悟，遂决不疑。由是先帝选自宗藩，入为皇子。曾未逾年，仁宗奄弃万国，先帝入承大统，盖以人心先定，故得天下帖然。今以圣继圣，遂传陛下。由是言之，光于国有功为不浅矣，可谓社稷之臣也。而其识虑深远，性尤慎密。光既不自言，故人亦无知者。臣以忝在政府，因得备闻其事，臣而不言，是谓蔽贤掩善。《诗》云：「无言不酬，无德不报」。光今虽在侍从，日承眷待，而其忠国大节，隐而未彰。臣既详知，不敢不奏。

修白：人至，辱书及《性诠》三篇，曰以质其果是。夫自信笃者，无所待于人；有质于人者，自疑者也。今吾子自谓「夫子与孟、荀、扬、韩复生，不能夺吾言」，其可谓自信不疑者矣。而返以质于修，使修有过于夫子者，乃可为吾子辩，况修未及孟、荀、扬、韩之一二也。修非知道者，好学而未至者也。世无师久矣，尚赖朋友切磋之益，茍不自满而中止，庶几终身而有成。固常乐与学者论议往来，非敢以益于人，盖求益于人者也。况如吾子之文章论议，岂易得哉？固乐为吾子辩也。茍尚有所疑，敢不尽其所学以告，既吾子之自信如是，虽夫子不能夺，使修何所说焉？人还索书，未知所答，惭惕惭惕。修再拜。

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：某年十七时，家随州，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，始识足下姓名。是时予年少，未与人接，又居远方，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、郑天休数人者，以文学大有名，号称得人。而足下厕其间，独无卓卓可道说者，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。其后更十一年，予再至京师，足下已为御史里行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，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问足下之贤否，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，君子人也，予犹疑之。夫正直者不可屈曲，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，以不可屈之节，有能辨是非之明，又为言事之官，而俯仰默默，无异众人，是果贤者耶？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。自足下为谏官来，始得相识，侃然正色，论前世事，历历可听，褒贬是非，无一谬说。噫！持此辩以示人，孰不爱之？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。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，凡十有四年，而三疑之。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，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。前日范希文贬官后，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，足下诋诮希文为人。予始闻之，疑是戏言，及见师鲁，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，然后其疑遂决。希文平生刚正，好学通古今，其立朝有本末，天下所共知。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，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，又畏有识者之责己，遂随而诋之，以为当黜，是可怪也。夫人之性，刚果懦软禀之于天，不可勉强，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。今足下家有老母，身惜官位，惧饥寒而顾利禄，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，此乃庸人之常情，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。虽朝廷君子，亦将闵足下之不能，而不责以必能也。今乃不然，反昂然自得，了无愧畏，便毁其贤，以为当黜，庶乎饰己不言之过。夫力所不敢为，乃愚者之不逮；以智文其过，此君子之贼也。且希文果不贤邪？自三四年来，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，作待制日，日备顾问，今班行中无与比者。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？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，是聪明有所未尽。足下身为司谏，乃耳目之官，当其骤用时，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，反默默无一语，待其自败，然后随而非之？若果贤邪，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，足下不得不言。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，亦不免责，以为不贤，亦不免责，大抵罪在默默尔。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，计其当时之议，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，必以石显、王凤为忠臣，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。今足下视石显、王凤果忠邪，望之与章果不贤邪？当时亦有谏臣，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，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。今足下视之，果当诛邪？是直可欺当时之人，而不可欺后世也。今足下又欲欺今人，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？况今之人未可欺也。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，进用谏臣，容纳言论，如曹修古、刘越，虽殁犹被褒称。今希文与孔道辅，皆自谏诤擢用。足下幸生此时，遇纳谏之圣主如此，犹不敢一言，何也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，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，是可言者惟谏臣尔。若足下又遂不言，是天下无得言者也。足下在其位而不言，便当去之，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。昨日安道贬官，师鲁待罪，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，出入朝中称谏官，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！所可惜者，圣朝有事，谏官不言，而使他人言之，书在史册，他日为朝廷羞者，足下也。《春秋》之法，责贤者备。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，不忍便绝足下，而不以贤者责也。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，则予今所言如此，乃是朋邪之人尔，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，使正予罪而诛之，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，亦谏臣之一效也。前日足下在安道家，召予往论希文之事，时坐有他客，不能尽所怀，故辄布区区，伏惟幸察。不宣。修再拜。

参白诸足下，闻吾党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见也，以有子之貌似夫子，欲假设其位以夫子师之，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？吾试为诸足下陈夫子之道以为断。诸足下知天之有四时乎？春能生物而不能长也，夏能长之而不能成也，秋能有成而不能敛也，敛之者其在冬矣。自生民以来，有大圣德，居大圣位，而作法以济世者，类不过八九。三皇经始之，五帝缵明之，禹、汤、文、武该洽之，周公祖述之。经始之者春也，缵明之、该洽之者夏也，祖述之者秋也。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，乃生吾夫子于衰乱之世。前圣之所未立者，俾夫子立之；前圣之所未作者，俾夫子作之。上规圣明，下救沦坏，垂之百王而不变，稽之千古而不疑。虽百周公、百尧舜复出于世，亦无以过夫子也。是夫子于列圣有成岁之功也，是列圣不能敛而夫子敛之也。吾以谓夫子之道，江汉以濯之，秋阳以暴之，皓皓乎不可尚已！吾与诸足下奚所识知？幸而生于时，得以登其门，望其堂，而传其道，以光荣其身。吾与诸足下犹众无名之星也，夫子犹日月之明也，以无名之星代日月之明，虽积累万数，吾未见其可，况一焉而已乎！诸足下奈何乃不察于是也？天则有一冬，而诸足下有二冬乎？苟有子升夫子之席，而吾与诸足下趋进于左右，敛衣而立，负墙而请，当是时，有子能勿愧乎？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。吾侪有所问而不能答，有所辨而不能断，哗然而往，默然而来，铿然而叩，寂然而应，当是时，有子能勿惭乎？吾又知彼之必惭也。昔者吾友子渊，实有圣人之德，不幸短命，前夫子而死。使子渊尚在，而设之于夫子之席，吾犹恐天下之不吾信也。足下以有子之道义，孰与子渊？德明而仁备，孰与子渊？夫子称而叹之，孰与子渊？群弟子服其为人，孰与子渊？达夫子之道而邻夫子之性，孰与子渊？是数者皆无一可，而独以其容貌之似，而欲升师之席，窃师之位，不亦难乎！夫容貌之似者，非独有子也，阳虎亦似矣。如欲其大似，则当以阳虎为先，奚先于有子哉？诸足下果欲何耶？复欲睹夫子之容乎？复欲闻夫子之道乎？如止欲睹夫子之容，则图之可也，木之可也，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称而悖其位？如必欲闻夫子之道，不可以茍而已也。且吾闻之：师其道，不必师其人；师其人，不必师其形。如欲师其道，则有夫子之六经在，《诗》可以见夫子之心，《书》可以知夫子之断，《礼》可以明夫子之法，《乐》可以达夫子之德，《易》可以察夫子之性，《春秋》可以存夫子之志。是之弗务，而假设以为尚，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。且昔夫子果何师哉？师尧、舜者也，师文王者也，师周公者也。惟曰师其道而已，未闻其假设而师之，则似尧、舜者，似文王者，似周公者，终身而不得见矣。茍不见其人，则亦弗师其道乎？夫麟之于兽也，凤之于鸟也，出乎其类而处乎长者也。不幸而麟以死，凤以亡，则亦假设而为之乎？诸足下盍姑止，不然，吾恐万世之后，完口者寡矣。死而无知则已，如其有知，则子渊、子路辈将瞋目流涕而有责于足下也。诸足下其思之！不宣。参白（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五九。又见万历《兖州府志》卷五一，《阙里志》卷二一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经籍典卷二二四、学行典卷一四六。）。

伏审召试荣庭，升华儒馆。方思驰贺，遽辱飞笺。伏惟某人性禀生知，材惟秀出。学通今古，究明人事之始终；辞富典谟，焕发文章之雅颂。蔚然茂器，蔼著休声。惟上相之知人，务荐贤而报国。况此图书之府，素为俊彦之游。峻乃清资，岂止文翰之乐；兹焉养士，以取公辅之材。豪英既登，朝野共庆；顾兹沦谪，敢谓记存？已怀欣抃之诚，又积感铭之恳。患于涩讷，匪可殚陈。

修启：向在河朔，不能自闲，尝集录前世金石之遗文，自三代以来古文奇字，莫不皆有。中间虽罪戾摈斥，水陆奔走，颠危困踣，兼之人事吉凶，忧患悲愁，无聊仓卒，未尝一日忘也。盖自庆历乙酉，逮嘉祐壬寅，十有八年，而得千卷，顾其勤至矣，然亦可谓富哉！窃复自念，好嗜与俗异驰，乃独区区收拾世人之所弃者，惟恐不及，是又可笑也。因辄自叙其事，庶以见其志焉。然顾其文鄙意陋，不足以示人。既则自视前所集录，虽浮屠、老子诡妄之说，常见贬绝于吾儒者，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废者，何哉？岂非特以其字画之工邪？然则字书之法虽为学者之馀事，亦有助于金石之传也。若浮屠、老子之说当弃而获存者，乃直以字画而传，是其幸而得所托尔，岂特有助而已哉？仆之文陋矣，顾不能以自传，其或幸而得所托，则未必不传也。由是言之，为仆不朽之托者，在君谟一挥毫之顷尔。窃惟君子乐善欲成人之美者，或闻斯说，谓宜有不能却也，故辄持其说以进而不疑。伏惟幸察。

某启：不侍台席，忽复弥旬经节，伏承动履清福。杜门俟命，已上三表，便值休假。方欲旦夕驰布恳诚于左右，忽辱惠翰，感慰兼深。某去就之际，不惟果于自决，而相知者皆勉以必去不疑。亮公见爱素深，意必不殊也。此来赖君相之明，为之辨别，皎然明白，中外无所疑惑矣。则某之引去不嫌稍速，所推恩礼不必过优，使灾难中遂逃祸咎，而保安全于始终，蒙德不浅矣。区区所欲述者此尔，伏惟幸察。

某再拜：近因人还，尝得附状。兹者寄水人至，又辱书，审春寒体况清康。兼惠清泉，亟饮甚甘，实如不疑所品。物固有处于幽晦而发于贤哲者，兹鄙夫欣慕，乐于纪述也。适值馆伴契丹人使，旦夕到阙，颇区区，须事毕，当驰上也。人还，谨奉此。

公讳端仁，字尧民，世家开封，后徙钜野。赠工部侍郎讳迪之曾孙，赠吏部尚书讳宗简之孙，而赠左银青光禄大夫讳仲参之子也。母公孙氏，济南郡太君。公儿童知学问如成人，通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洞达世务，尤妙于词赋，晔然为山东名进士。再从乡书皆举首，声动京师。翰林学士滕甫、知制诰邵必见其试文而惊。时英宗谅阴罢临轩，遂由别试第二擢甲科。而公文实第一，以宋涣知名太学而跻焉，场屋汹汹为不平。初调常州司理参军，听决明甚。尝以事请逮宜兴豪，守王说，长者，吏盖豪状，白：「即讯」。公闻，走诣说，告所以逮者，吏犹白：「檄已去」。公怒叱吏曰：「檄固守出，守改檄不可耶」？卒逮之，说由是知公。前守陈襄大兴学，为东南冠，至是，公以掾兼廪食事，而士从公讲授，常数百人。丁银青忧。银青精吏道，恤民隐。初通判舒州，上书言马当山罗刹石之险，请凿秋口浦、枞阳渠以避之，报可而没。公护丧浮江，会王荆公在金陵，遽往请铭。荆公一见而知之。又荆公尝佐舒，其事盖昔所欲兴而不果者也，为作铭特详，银青因益显。免丧，调寿光县主簿。帅清献赵公抃未入境，即以学官荐之，时熙宁四年也。初，遣使察访诸路，而京东以命邓润甫、吕升卿。两人素非知公，亦首辟之。既见，乃知出荆公意也。然公详重，论数不合，故已事不迁。久之，以定陶丞为兵部主簿，改著作佐郎，充河北籴便司勾当公事，迁秘书丞。初修官制，预讨论者皆一时文学士，而公在选中。时尚书右丞黄公履为御史中丞，又以御史荐公。既召对，而宰相王岐公以姻嫌罢之，然公资抗直喜事，人亦畏其在言责者。会再遣使高丽，议以公为书状官。往见岐公，未及语，岐公曰：「岂以母老惮海行乎？还朝为馆职，有故事矣」。公曰：「非为是也，顾事有细而系国体者。顷丰稷尝以此官往矣，高丽使者欲令稷庭谒，稷不肯，使者虽降揖，而竟不客之。时稷犹选人也，今用朝臣往见其国主，固客也，而其使者欲不客之，可乎？愿蕝此仪，即往」。岐公难之而止。除太仆丞。丁济南忧，免丧，充广济河辇运。而局在钜野，日从亲旧宴语，殚其俸，为食饮费。广济输谷羡，应赏，不自列。改提举河北便籴粮草，计办如广济时。又改提举江淮铸钱事，以远丐罢。得知沂州，治尚安静。前此，民或不知吾守谁何，而公治近民，至耕夫牧儿皆能言吾守晁公，或图其像藏之。考课以最闻，召对便殿，哲宗迎语曰：「是尝与吕大防争河北事者耶」？公徐对曰：「臣尝任河北便籴，尚书省以白劄子改钞法，此臣职事，且干边计，故尝论列而止，非与大防争也」。因复从容论时事得失，哲宗皆嘉纳。复以为提举河北常平等事。代还，执政曰：「积粟充，然不按吏，何也」？公对以「职在农役，不敢以是为先」，执政不悦。乃知寿州，又改知曹州。考课复第一。上以彰信节度即位，吏民争言，吾军上龙潜地，皆求贡，觊非常恩，以是动公。公曰：「吾以守臣恩任子，非常矣，公等自为之」。乃独以上在邸时谕戒吏民之语刻石上之，诏改兴仁军焉。故人子得疾京师，殆，语仆曰：「以我之曹南晁守」。及境而死。吏白：「应视尸」。公不许，而为治丧，还其家。召为金部郎中，会常计，句隐伏，出馀赢，号称职，而论事正色，数不屈其长。适有江淮使者来，见之愕然，私谓曰：「郎中启事尚书乃尔耶」？公曰：「人复有憃如我者乎」？即上章求去。改主客郎中，而公又不愿留，乃知徐州，改襄州、蔡州，皆未行。偶执政有不合而罢者，宰相疑其异己，故数徙公，而公故倦游，对客时诵渊明《归去来词》，浩然无意于世矣。俄乞致仕，得请。而公亦感疾，以崇宁元年七月丁亥终于家，年六十有八。即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济州任城县之鱼山。自佐著作，九迁为朝请大夫，勋柱国，服五品。娶叶氏，钱唐县君，前卒。五子：损之，兖州龚丘县主簿。泰之，单州城武县主簿。谦之，太庙斋郎。其第二子临之、第四子涣之蚤卒。涣之幼奇警，公痛伤之。一女，适单州单父县主簿李公济。孙男八人：公美、公善、公序、公瑾、公仪、公琬、公惠、公琰。孙女四人：长适曹南董䅅，次适同郡李相如，次适富春孙尚贤，幼在室。公事亲孝，岂弟，老于文学，以纠宗睦族为志。不设机械，而喜导人于善，人亦多爱之。其亡，乡党皆为之流涕焉。有《易论》十卷，文集十卷。而于《易》尤致志，其说「七日来复」、「八月有凶」，义特妙，词多不载。初公少日，与今尚书右丞范公纯礼俱学许昌，又与故门下侍郎李公清臣相从毗陵，皆厚善。范公与其善论事，李公尝谓其不愧屋漏者。两公同时秉政，而公为郎，终不倚以进，岂非贤哉？江南黄庭坚有美名，尤厚公，其诗曰：「慇勤均骨肉，四海一尧民」。黄亦不妄与人者也。铭曰：

楚人有言：「何方圆之能周？孰异道而相安」？盖不齐者物之情，而齐之实难。士有志业，所蕲者时。岂无其时？从古异施。往追吾亡，歧又有歧。舍旃勿从，则又后之。公逢世治，童冠有闻。欲任士责，以其一身。譬彼大木，工师既求，斲而小之，则惟匠尤。中和之行，果达之才，济以其学，文词孔偕。召而罢之，时则有命，去彼取此，惟恬不竞。惟恬不竞，能乐若此，不施其邦，亦施其里。彼污得志，惟厚尔颜；我忱不怍，有鱼彼山。

某启：自相别后，方欲作书，遽承不疑学士有来归之命。自后更欲附书，则思舟行必已在道，无处可附。亦以不久相见，不必为书也。适得信，喜来甚速，且承酷热中体气清安，其他皆可尽于相见也。某为今夏病暑，不可胜任，又得喘疾，遂且在告。盖衰老之态，自然如此也。略留来人，附此草草。

余既略论帝王世次而见《本纪》之失，犹谓文、武与纣相去十五六世，其缪较然不疑。而尧、舜、禹之世相去不远，尚冀其理有可通，乃复以《尚书》、《孟子》、孔安国、皇甫谧诸书，参考其寿数长短，而尤乖戾不能合也。据《书》及诸说云：尧寿一百一十六岁，舜寿一百一十二岁，禹寿百岁。尧年十六即位，在位七十年，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试之，二年乃使摄政。时舜年三十，居试、摄通三十年而尧崩。舜服尧丧三年毕，乃即位，在位五十年而崩。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摄政，凡十七年而舜崩。禹服舜丧三年毕，乃即位，在位十年而崩。由是言之，当尧得舜之时，尧年八十六，舜年三十。以此推而上之，是尧年五十七已见四世之玄孙生一岁矣。舜居试、摄及在位通八十二年，而禹寿百岁。以禹百年之间推而上之，禹即位及居舜丧通十三年，又在舜朝八十二年，通九十五年，则当舜摄、试之初年，禹才六岁。是舜为玄孙年三十时，见四世之高祖方生六岁矣。至于舜娶尧二女，据图为曾祖姑。虽古远世异，与今容有不同，然人伦之理乃万世之常道，必不错乱颠倒之如此。然则诸家世次、寿数长短之说，圣经之所不著者，皆不足信也决矣。

右钟繇法帖者，曹公破关羽贺捷表也。其后书云：「建安二十四年闰月九日，南蕃东武亭侯钟繇上」。集贤校理孙思恭精于历学，余问孙君建安二十四年闰在何月，思恭为余以汉家所用四分乾象历推之，是岁己亥，二历皆闰十月。而陈寿《三国志》所书时月虽为简略，然以思恭言考之则合。按《魏志》是岁冬十月军还洛阳，其下遂书孙权请讨关羽自效，于《吴志》则书闰月权讨羽。以魏、吴二《志》参较，是闰十月矣。《吴志》又书十二月权获羽及其子平，《魏志》明年正月乃书权传羽首至洛阳。盖二《志》相符，乃权以闰十月方征羽，至十二月获之，明年正月始传首至洛，理可不疑。然则钟繇安得于闰十月先贺捷也？由是此表可疑为非真。而今世盛行，复有两本，字大小不同，小字差类繇书，然不知其果是否。姑并存之，以俟识者。治平元年七月廿六日书。

右《孔颖达碑》，于志宁撰。其文磨灭，然尚可读。今以其可见者质于《唐书》列传，传所阙者，不载颖达卒时年寿，其与魏郑公奉敕共修《隋书》亦不著，又其字不同。传云字仲达，碑云字冲远，碑字多残缺，惟其名字特完，可以正传之缪不疑。以冲远为仲达，以此知文字转易失其真者，何可胜数？幸而因余《集录》所得，以正其讹舛者，亦不为少也。乃知余家所藏，非徒玩好而已，其益岂不博哉！治平元年端午日书。

右颜氏残碑，以《家庙碑》考之，是颜允南碑也。《家庙碑》云，允南历殿中、膳部、司封郎中，司业，金乡男。此碑云肃宗入中京，迁司封，寻封金乡县男，又云迁国子司业。此碑云二子颍、颎，颎好为五言诗，授校书郎，早卒；《家庙碑》亦云颎好五言，校书。而此碑又云与弟允臧同时台省，则为允南可知不疑。惟书颍事，《家庙碑》云侍郎蒋冽赏其判，此碑云为崔器所赏，小不同尔。治平元年寒食日书。

右《虞城李令去思颂》，李白撰文，王遹篆。唐世以书自名者多，而小篆之学不数家，自阳冰独擅，后无继者，其前惟有《碧落碑》而不见名氏。遹，开元、天宝时人，在阳冰前而相去不远，然当时不甚知名。虽字画不为工，而一时未有及者，所书篆字惟有此尔，世亦罕传。余以《集录》求之勤且博，廑得此尔。今世以小篆名家，如邵不疑、杨南仲、章友直，问之，皆云未尝见也。治平元年二月七日书。

凡为正统之论者，皆欲相承而不绝，至其断而不属，则猥以假人而续之，是以其论曲而不通也。夫居天下之正，合天下于一，斯正统矣，尧、舜、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唐是也。始虽不得其正，卒能合天下于一，夫一天下而居上，则是天下之君矣，斯谓之正统可矣，晋、隋是也。天下大乱，其上无君，僭窃并兴，正统无属。当是之时，奋然而起，并争乎天下，有功者彊，有德者王，威泽皆被于生民，号令皆加乎当世。幸而以大并小，以彊兼弱，遂合天下于一，则大且彊者谓之正统，犹有说焉。不幸而两立不能相并，考其迹则皆正，较其义则均焉，则正统者将安予夺乎？东晋、后魏是也。其或终始不得其正，又不能合天下于一，则可谓之正统乎？魏及五代是也。然则有不幸而丁其时，则正统有时而绝也。故正统之序，上自尧、舜，历夏、商、秦、汉而绝，晋得之而又绝，隋、唐得之而又绝，自尧、舜以来，三绝而复续。惟有绝而有续，然后是非公、予夺当而正统明。然诸儒之论，至于秦及东晋、后魏、五代之际，其说多不同。其恶秦而黜之以为闰者谁乎？是汉人之私论，溺于非圣曲学之说者也。其说有三，不过曰灭弃礼乐，用法严苛，与其兴也不当五德之运而已。五德之说，可置而勿论。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尔，然未原秦之本末也。昔者尧传于舜，舜传于禹。夏之衰也，汤代之王；商之衰也，周代之王；周之衰也，秦代之王。其兴也，或以德，或以功，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。初，夏世衰而桀为昏暴，汤救其乱而起，稍治诸侯而诛之，其《书》曰「汤征自葛」是也。其后卒以攻桀而灭夏。及商世衰而纣为昏暴，周之文、武救其乱而起，亦治诸侯而诛之，其《诗》所谓「崇」、「密」是也。其后卒攻纣而灭商。推秦之兴，其功德固有优劣，而其迹岂有异乎？秦之《纪》曰：其先大业，出于颛顼之苗裔，至孙伯翳，佐禹治水有功，唐、虞之间，赐姓嬴氏。及非子为周养马有功，秦仲始为命大夫。而襄公与立平王，遂受岐、丰之赐。当是之时，周衰固已久矣，乱始于穆王，而继以厉、幽之祸，平王东迁，遂同列国。而有齐、晋大侯，鲁、卫同姓，擅相攻伐，共起而弱周，非独秦之暴也。秦于是时，既平犬夷，因取周所赐岐、丰之地。而缪公以来，始东侵晋，地至于河，尽灭诸戎，拓国千里。其后关东诸侯强僭者日益多，周之国地日益蹙，至无复天子之制，特其号在尔。秦昭襄王五十二年，周之君臣稽首自归于秦。至其后世，遂灭诸侯而一天下。此其本末之迹也。其德虽不足，而其功力尚不优于魏、晋乎？始秦之兴，务以力胜。至于始皇，遂悖弃先王之典礼，又自推水德，益任法而少恩，其制度文为，皆非古而自是，此其所以见黜也。夫始皇之不德，不过如桀、纣，桀、纣不废夏、商之统，则始皇未可废秦也。其私东晋之论者曰：周迁而东，天下遂不能一。然仲尼作《春秋》，区区于尊周而黜吴、楚者，岂非以其正统之所在乎？晋迁而东，与周无异，而今黜之，何哉？曰：是有说焉，较其德与迹而然耳。周之始兴，其来也远。当其盛也，规方天下为大小之国，众建诸侯，以维王室，定其名分，使传子孙而守之，以为万世之计。及厉王之乱，周室无君者十四年，而天下诸侯，不敢侥倖而窥周。于此然后见周德之深，而文、武、周公之作，真圣人之业也。况平王之迁，国地虽蹙，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厌，而法制之临人者未移。平王以子继父，自西而东，不出王畿之内。则正统之在周也，推其德与迹可以不疑。夫晋之为晋，与乎周之为周也异矣。其德法之维天下者，非有万世之计，圣人之业也，直以其受魏之禅而合天下于一，推较其迹，可以曰正而统耳。自惠帝之乱，至于悯、怀之间，晋如线尔，惟嗣君继世，推其迹曰正焉可也。建兴之亡，晋于是而绝矣。夫周之东也，以周而东。晋之南也，岂复以晋而南乎？自悯帝死贼庭，琅邪起江表，位非嗣君，正非继世，徒以晋之臣子，有不忘晋之心，发于忠义而功不就，可为伤已！若因而遂窃正统之号，其可得乎？《春秋》之说「君弑而贼不讨」，则以为无臣子也。使晋之臣子遭乎圣人，适当《春秋》之诛，况欲干天下之统哉？若乃国已灭矣，以宗室子自立于一方，卒不能复天下于一，则晋之琅邪，与夫后汉之刘备、五代汉之刘崇何异？备与崇未尝为正统，则东晋可知焉耳。其私后魏之论者曰：魏之兴也，其来甚远。自昭成建国改元，承天下衰弊，得夺其力，并争乎中国。七世至于孝文，而去夷即华，易姓建都，遂定天下之乱，然后修礼乐、兴制度而文之。考其渐积之基，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，而其为功，何异王者之兴？今特以其不能并晋、宋之一方，以小不备而黜其大功，不得承百王之统者何哉？曰：质诸圣人而不疑也。今为魏说者，不过曰功多而国彊耳，此圣人有所不与也。春秋之时，齐桓、晋文可谓有功矣。吴、楚之僭，迭彊于诸侯矣。圣人于《春秋》，所尊者周也。然则，功与彊，圣人有所不取也。论者又曰：秦起夷狄，以能灭周而一天下，遂进之。魏亦夷狄，以不能灭晋、宋而见黜。是则因其成败而毁誉之，岂至公之笃论乎？曰：是不然也，各于其党而已。周、秦之所以兴者，其说固已详之矣。当魏之兴也，刘渊以匈奴，慕容以鲜卑，符生以氐，弋仲以羌，赫连、秃发、石勒、季龙之徒，皆四夷之雄者也。其力不足者弱，有馀者彊，其最彊者符坚。当坚之时，自晋而外，天下莫不为秦，休兵革，兴学校，庶几刑政之方。不幸未几而败乱，其又彊者曰魏。自江而北，天下皆为魏矣，幸而传数世而后乱。以是而言，魏者才优于符坚而已，岂能干正统乎？五代之得国者，皆贼乱之君也。而独伪梁而黜之者，因恶梁者之私论也。唐自僖、昭以来，不能制命于四海，而方镇之兵作。已而小者并于大，弱者服于强。其尤彊者，朱氏以梁，李氏以晋，共起而窥唐，而梁先得之。李氏因之借名讨贼，以与梁争中国，而卒得之，其势不得不以梁为伪也。而继其后者，遂因之，使梁独被此名也。夫梁固不得为正统，而唐、晋、汉、周何以得之？今皆黜之。而论者犹以汉为疑，以谓契丹灭晋，天下无君，而汉起太原，徐驱而入汴，与梁、唐、晋、周其迹异矣，而今乃一概，可乎？曰：较其心迹，小异而大同尔。且刘知远，晋之大臣也。方晋有契丹之乱也，竭其力以救难，力所不胜而不能存晋，出于无可奈何，则可以少异乎四国矣。汉独不然，自契丹与晋战者三年矣，汉独高拱而视之，如齐人之视越人也，卒幸其败亡而取之。及契丹之北也，以中国委之许王从益而去。从益之势，虽不能存晋，然使忠于晋者得而奉之，可以冀于有为也。汉乃杀之而后入。以是而较其心迹，其异于四国者几何？矧皆未尝合天下于一也。其于正统，绝之何疑！

《传》曰：「君子大居正」。又曰：「王者大一统」。正者，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；统者，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。由不正与不一，然后正统之论作。尧、舜之相传，三代之相代，或以至公，或以大义，皆得天下之正，合天下于一，是以君子不论也，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终之分明故也。及后世之乱，僭伪兴而盗窃作，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者，周平王之有吴、徐是也；有合天下于一而不得居其正者，前世谓秦为闰是也。由是正统之论兴焉。自汉而下，至于西晋，又推而下之，为宋、齐、梁、陈。自唐而上，至于后魏，又推而上之，则为夷狄。其帝王之理舛，而始终之际不明，由是学者疑焉，而是非又多不公。自周之亡迄于显德，实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间，或理或乱，或取或传，或分或合，其理不能一概。大抵其可疑之际有三：周、秦之际也，东晋、后魏之际也，五代之际也。秦亲得周而一天下，其迹无异禹、汤，而论者黜之，其可疑者一也。以东晋承西晋则无终，以隋承后魏则无始，其可疑者二也。五代之所以得国者虽异，然同归于贼乱也，而前世议者独以梁为伪，其可疑者三也。夫论者何？为疑者设也。尧、舜、三代之始终，较然著乎万世而不疑，固不待论而明也。后世之有天下者，帝王之理或舛，而始终之际不明，则不可以不疑。故曰由不正与不一，然后正统之论作也。然而论者众矣，其是非予夺，所持者各异，使后世莫知夫所从者，何哉？盖于其可疑之际，又挟自私之心，而溺于非圣之学也。自西晋之灭，而南为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，北为后魏、北齐、后周、隋。私东晋者曰隋得陈，然后天下一，则推其统曰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。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受。则推其统曰唐受之隋，隋受之后周，后周受之后魏。至其甚相戾也，则为《南史》者，诋北曰虏；为《北史》者，诋南曰夷。此自私之偏说也。自古王者之兴，必有盛德以受天命，或其功泽被于生民，或累世积渐而成王业，岂偏名于一德哉？至于汤、武之起，所以救弊拯民，盖有不得已者，而曰五行之运有休王，一以彼衰，一以此胜，此历官、术家之事。而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，缪妄之说也，不知其出于何人。盖自孔子殁，周益衰乱，先王之道不明，而人人异学，肆其怪奇放荡之说。后之学者，不能卓然奋力而诛绝之，反从而附益其说，以相结固。故自秦推五胜以水德自名，由汉以来，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。此所谓溺于非圣之学也。惟天下之至公大义，可以祛人之疑，而使人不得遂其私。夫心无所私，疑得其决，则是非之异论息而正统明。所谓非圣人之说者，可置而勿论也。

新与魏皆取汉者，新辄败亡，魏遂传数世而为晋。不幸东汉无贤子孙，而魏为不讨之雠。今方黜新而进魏，疑者以谓与奸而进恶，此不可以不论也。昔三代之兴也，皆以功德，或积数世而后王。其亡也，衰乱之迹亦积数世而至于大坏，不可复支，然后有起而代之者。其兴也，皆以至公大义为心。然成汤尚有惭德，伯夷、叔齐至耻食周粟而饿死，况其后世乎？自秦以来，兴者以力，故直较其迹之逆顺、功之成败而已。彼汉之德，自安、和而始衰，至桓、灵而大坏，其衰乱之迹，积之数世，无异三代之亡也。故豪杰并起而争，而强者得之。此直较其迹尔。故魏之取汉，无异汉之取秦、而秦之取周也。夫得正统者，汉也；得汉者，魏也；得魏者，晋也。晋尝统天下矣。推其本末而言之，则魏进而正之，不疑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『《乾》，元、亨、利、贞』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众辞淆乱，质诸圣。《彖》者，圣人之言也」。童子曰：「然则乾无四德，而《文言》非圣人书乎」？曰：「是鲁穆姜之言也，在襄公之九年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《象》曰『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』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其传久矣，而世无疑焉，吾独疑之也。盖圣人取象所以明卦也，故曰『天行健』。《乾》而嫌其执于象也，则又以人事言之，故曰『君子以自强不息』。六十四卦皆然也。《易》之阙文多矣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《乾》曰用九，《坤》曰用六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释所以不用七八也。《乾》爻七九则变，《坤》爻八六则变，《易》用变以为占，故以名其爻也。阳过乎亢则灾，数至九而必变，故曰『见群龙无首，吉』。物极则反，数穷则变，天道之常也，故曰『天德不可为首也』。阴柔之动，多入于邪，圣人因其变以戒之，故曰『利永贞」』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《屯》之《彖》、《象》与卦之义反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吾不知也」。童子曰：「《屯》之卦辞曰『勿用有攸往』，《彖》曰『动乎险中，大亨贞』，动而大亨，其不往乎？《象》曰『君子以经纶』，不往而能经纶乎」？曰：「居《屯》之世者，勿用有攸往，众人也；治《屯》之时者，动乎险而经纶之，大人君子也，故曰『利建侯」』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《象》曰『山下出泉，《蒙》，君子以果行育德』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《蒙》者，未知所适之时也，处乎《蒙》者，果于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。《蒙》有时而发也，患乎不果于自修，以养其德而待也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《象》曰『云上于天，《需》，君子以饮食宴乐』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《需》，须也，事有期而时将至也，云已在天，泽将施也，君子之时将及矣。少待之焉，饮食以养其体，宴安和乐以养其志，有待之道也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《师》，贞，丈人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师正于丈人也，其《彖》曰『能以众正，可以王矣」』。童子曰：「敢问可以王矣，孰能当之」？曰：「汤、武是已。彼二王者以臣伐主，其为毒也甚矣。然其以本于顺民之欲而除其害，犹毒药瞑眩以去疾也，故其《彖》又曰『行险而顺』。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」。童子曰：「然则汤、武之师正乎」？曰：「凡师必正于丈人者，文王之志也。以此毒天下而王者，汤、武也。汤、武以应天顺人为心，故孟子曰『有汤、武之心则可也」』。童子曰：「『吉，无咎』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为《易》之说者，谓无咎者本有咎也，又曰善补过也。呜呼！举师之成功莫大于王也，然不免毒天下，而仅得补过、无咎，以此见兵非圣王之所务，而汤、武不足贵也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『地上有水，《比》，先王以建万国、亲诸侯』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王氏之传曰『万国以比建，诸侯以比亲』，得之矣。盖王者之于天下，不可以独比也，故建为万国，君以诸侯，使其民各比其君，而万国之君共比于王，则视天下如身之使臂、臂之使指矣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《同人》之《彖》曰『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』，《象》又曰『君子以类族辨物』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通天下之志者，同人也；类族辨物者，同物也。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概，必使夫各得其同也。人睽其类而同其欲，则志通；物安其族而同其生，则各从其类。故君子于人则通其志，于物则类其族，使各得其同也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『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』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圣人急于人事者也，天人之际罕言焉，惟《谦》之《彖》略具其说矣。圣人，人也，知人而已。天地鬼神不可知，故推其迹；人可知者，故直言其情。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，无以异也。然则修吾人事而已；人事修，则与天地鬼神合矣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『雷出地奋，《豫》，先王以作乐崇德，殷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』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于此见圣人之用心矣。圣人忧以天下，乐以天下。其乐也，荐之上帝祖考而已，其身不与焉。众人之豫，豫其身耳。圣人以天下为心者也，是故以天下之忧为己忧，以天下之乐为己乐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《观》之《象》曰『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』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圣人处乎人上而下观于民，各因其方，顺其俗而教之。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圣人所以顺之者，此所谓神道设教也」。童子曰：「顺民，先王之所难欤」？曰：「后王之不戾民者鲜矣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《剥》，『不利有攸往』，《彖》曰『顺而止之，观象也。君子尚消息盈虚，天行也』者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《剥》，阴剥阳也，小人道长、君子道消之时也，故曰『不利有攸往』。君子于此时而止，与《屯》之『勿往』异矣。《屯》之世，众人宜勿往，而君子动以经纶之时也；《剥》者，君子止而不往之时也。剥尽则复，否极则泰，消必有息，盈必有虚，天道也。是以君子尚之，故顺其时而止，亦有时而进也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『《复》，其见天地之心乎』者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天地之心见乎动，《复》也，一阳初动于下矣。天地所以生育万物者本于此，故曰『天地之心』也。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，其《彖》曰『刚反，动而以顺行』是矣」。童子曰：「然则《象》曰『先王以至日闭关，商旅不行，后不省方』，岂非静乎」？曰：「至日者，阴阳初复之际也，其来甚微，圣人安静以顺其微，至其盛然后有所为也，不亦宜哉」！

童子问曰：「《大过》之卦辞曰『利有攸往，亨』，其《象》曰『君子以独立不惧，遁世无闷』者，其往乎？其遁乎」？曰：「《易》非一体之书，而卦不为一人设也。《大过》者，桡败之世可以大有为矣。当物极则反，易为之力之时，是以往而必亨也；然有不以为利而不为者矣。故居是时也，往者利而亨，遁者独立而无闷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《坎》之卦曰『习坎』，其《彖》曰『习坎，重险也』者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《坎》因重险之象，以戒人之慎习也。习高山者可以追猿猱，习深渊者至能泅泳出没以为乐。夫险可习，则天下之事无不可为也。是以圣人于此戒人之习恶而不自知，诱人于习善而不倦，故其《象》曰『君子以常德行，习教事』也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『《咸》，取女吉』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咸，感也。其卦以刚下柔，故其《彖》曰『男下女』，是以『取女吉』也」。童子又曰：「然则男女同类欤」？曰：「『男女睽而其志通』，谓各睽其类也。凡柔与柔为类，刚与刚为类。谓感必同类，则以柔应柔，以刚应刚，可以为咸乎？故必二气交感，然后为咸也。夫物类同者自同也，何所感哉？惟异类而合，然后见其感也。铁石，无情之物也，而以磁石引针，则虽隔物而应。《彖》曰『观其所感，而万物之情可见』者，谓此类也」。童子又曰：「然则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，是果异类乎」？曰：「天下之广，蛮夷戎狄、四海九州之类，不胜其异也。而能一以感之，此王者所以为大，圣人所以为能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『《恒》，利有攸往』，『终则有始』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恒之为言久也，所谓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也，久于其道者知变之谓也。天地升降而不息，故曰『天地之道久而不已』也。日月往来，与天偕行而不息，故曰『日月得天而能久照』。四时代谢循环而不息，故曰『四时变化而久成』。圣人者尚消息盈虚，而知进退存亡者也，故曰『圣人久于其道而化成」』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『《乾》，亨，小利贞』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《象》，阴进而阳遁也，《遁》者见之先也。阴进至于否，则不正利矣。《遁》者阴浸而未盛，阳能先见而遁，犹得小利其正焉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『明入地中。《明夷》，君子以莅众，用晦而明』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日，君象也，而下入于地，君道晦而天下暗矣。大哉！万物各得其随，则君子向晦而入宴息；天下暗而思明，则君子出而临众。商纣之晦，周道之明也，因其晦发其明，故曰『用晦而明」』。童子曰：「然则，圣人贵之乎」？曰：「不贵也。圣人非武王而贵文王矣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『《家人》，利女贞』，何谓也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」？曰：「是何言欤！《彖》不云乎，『女正位乎内，男正位乎外』也」？曰：「然则，何谓为独言『利女正」』？曰：「家道主于内，故女正乎内，则一家正矣。凡家人之祸，未有不始于女子者也，此所以戒也。呜呼！事无不利于正，未有不正而利者。圣人于卦，随事以为言，故于《坤》则利牝马之正，于《同人》则利君子正，于《明夷》则利艰正，于《家人》则利女正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《睽》之《彖》与卦辞之义反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吾不知也」。童子曰：「《睽》之卦曰『小事吉』，《彖》曰『睽之时用大矣哉」』。曰：「小事睽则吉，大事睽则凶也。凡睽于此者，必有合于彼。地睽其下而升，天睽其上而降，则上下交而为泰，是谓小睽而大合。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，则否矣。圣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，故曰『天地睽而其事同，男女睽而其志通，万物睽而其事类』，其《象》又曰『君子以同而异」』。

童子问曰：「履险蹈难谓之《蹇》，解难济险谓之《解》，二卦之义相反而辞同，皆曰『利西南』者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圣人于斯二卦，辞则同而义则异，各于其《彖》言之矣。《蹇》之《彖》曰『往得中也』，《解》之《彖》曰『往得众也』者是已。西南，坤也，坤道主顺。凡居蹇难者，以顺而后免于患。然顺过乎柔，则入于邪。必顺而不失其正，故曰『往得中也』；解难者必顺人之所欲，故曰『往得众也」』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『《损》，损下益上』，『《益》，损上益下』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上君而下民也。损民而益君，损矣；损君而益民，益矣。《语》曰『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』，此之谓也」。童子又曰：「《损》之《象》曰『君子以惩忿窒欲』，《益》之《象》曰『君子以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』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呜呼！君子者天下系焉，其一身之损益，天下之利害也。君子之自损者忿欲尔，自益者迁善而改过尔。然而肆其忿欲者，岂止一身之损哉？天下有被其害矣。迁善而改过者，岂止一己之益哉？天下有蒙其利者矣」。童子曰：「君子亦有过乎」？曰：「汤、孔子，圣人也，皆有过矣。君子与众人同者，不免乎有过也。其异乎众人者，过而能改也。汤、孔子不免有过，则《易》之所谓《损》、《益》者，岂止一身之损益哉」？

童子问曰：「『《乾》，不利即戎』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谓其已甚也，去小人者不可尽，盖君子者养小人者也。小人之道长，斯害矣，不可以不去也；小人之道已衰，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，则必使小人受其赐而知君子之可尊也。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，必以君子而养小人。《夬》刚决柔之卦也。五阳而一阴，决之虽易，而圣人不欲其尽决也，故其《彖》曰『所尚乃穷也』。小人盛则决之，衰则养之，使知君子之为利，故其《象》曰『君子以施禄及下』。小人已衰，君子已盛，物极而必反，不可以不惧，故其《象》又曰『居德则忌」』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『《困》，亨，贞大人吉，无咎』，其《彖》曰『险以说，困而不失其所，亨』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困，亨者，困极而后亨，物之常理也，所谓《易》穷则变，变则通也。『困而不失其所亨』者，在困而亨也，惟君子能之。其曰『险以说』者，处险而不惧也。惟有守于其中，则不惧于其外。惟不惧，则不失其所亨，谓身虽困而志则亨也，故曰『其惟君子乎』。其《象》又曰『君子以致命遂志』者是也」。童子又曰：「敢问『正大人吉，无咎』者，古之人孰可以当之」？曰：「文王之羑里、箕子之明夷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《革》之《彖》曰『汤、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』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逆莫大乎以臣伐君。若君不君，则非君矣。是以至仁而伐桀、纣之恶，天之所欲诛而人之所欲去，汤、武诛而去之，故曰『顺乎天而应乎人』也」。童子又曰：「然则，正乎」？曰：「正者常道也。尧传舜，舜传禹，禹传子是已。权者，非常之时，必有非常之变也，汤、武是已。故其《彖》曰『《革》之时，大矣哉』云者，见其难之也」。童子又曰：「汤、武之事，圣人贵之乎」？曰：「孔子区区思文王而不已，其厚于此则薄于彼可知矣」。童子又曰：「顺天应人，岂非极称之乎，何谓薄」？曰：「圣人于《革》称之者，适当其事尔。若《乾》《坤》者，君臣之正道也，于《乾》《坤》而称汤、武，可乎？圣人于《坤》，以『履霜』为戒，以『黄裳』为吉也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《革》去故而《鼎》取新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非圣人之言也，何足问！《革》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，《鼎》曰取新，《易》无其辞，汝何从而得之？夫以新易旧，故谓之革。若以商革夏，以周革商，故其《象》曰『汤、武革命』者是也。然则以新革故一事尔，分于二卦者，其谁乎」？童子又曰：「然则《鼎》之义何谓也」？曰：「圣人言之矣：『以木巽火，亨饪也』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《震》之辞曰『震惊百里，不丧匕鬯』者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《震》者雷也，惊乎百里，震之大者也。处大震之时，众皆震惊，而独能不失其守、不丧其器者，可以任大事矣。故其《彖》曰『震惊百里，惊远而惧迩也』；不丧匕鬯，『出可以守宗庙社稷，为祭主』者，谓可任以大事也」。童子曰：「郭公夏五，圣人所以传疑，《彖》之阙文奈何」？曰：「圣人疑则传疑也，若《震》之《彖》，其辞虽阙，其义则在，又何疑焉」？

童子问曰：「《艮》之《象》曰『君子以思不出其位』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《艮》者，君子止而不为之时也。时不可为矣则止，而以待其可为而为者也，故其《彖》曰『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』。于斯时也，在其位者宜如何？思不出其位而已。然则，位之所职，不敢废也。《诗》云『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』，此之谓也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『《归妹》，征凶』，《彖》曰『《归妹》，天地之大义，人之终始也』，其卦辞凶而《彖》辞吉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合二姓，具六礼而归，得其正者，此《彖》之所谓归妹者也。若婚不以礼而从人者，卦所谓征凶者也」。童子曰：「敢问何以知之」？曰：「《咸》之辞曰『取女吉』，其为卦也，《艮》下而《兑》上，故其《彖》曰『上柔而下刚』，『男下女』，是以吉也。《渐》之辞曰『女归吉』，其为卦也，《艮》下而《巽》上，其上柔下刚，以男下女，皆与《咸》同，故又曰『女归吉』也。《归妹》之为卦也不然，《兑》下而《震》上，其上刚下柔，以女下男，正与《咸》、《渐》反，故彼吉则此凶矣。故其《彖》曰『征凶，位不当也』者，谓《兑》下《震》上也」。童子曰：「取必男下女乎」？曰：「夫妇所以正人伦，礼义所以养廉耻，故取女之礼，自纳采至于亲迎，无非男下女而又有渐也，故《渐》之《彖》曰『渐之进也，女归吉也』者是已。奈何《归妹》以女下男而往，其有不凶者乎」？

童子问曰：「《兑》之《彖》曰『顺乎天而应乎人』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『《兑》，说也』。『说以先民，民忘其劳；说以犯难，民忘其死』。说莫大于此矣。而所以能使民忘劳与死者，非顺天应人则不可。由是见小惠不足以说人，而私爱不可以求说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『《萃》，聚也』，其辞曰『王假有庙』；《涣》，散也，其辞又曰『王假有庙』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谓《涣》为散者，谁欤？《易》无其辞也」。童子曰：「然则，敢问《涣》之义」？曰：「吾其敢为臆说乎！《涣》之卦辞曰『利涉大川』，其《彖》曰『乘木有功也』，其《象》亦曰「风行水上，《涣》」。而人之语者，冰释汗浃皆曰涣。然则涣者流行通达之谓也，与夫乖离分散之义异矣。呜呼！王者富有九州四海，万物之象莫大于《萃》，可以有庙矣；功德流行达于天下，莫大于《涣》，可以有庙矣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《节》之辞曰『苦节，不可贞』者，自节过苦而不得其正欤？物被其节而不堪其苦欤」？曰：「君子之所以节于己者，为其爱于物也，故其《彖》曰『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害民』者，是也。节者物之所利也，何不堪之有乎？夫所谓苦节者，节而太过，行于己不可久，虽久而不可施于人，故曰『不可正』也」。童子曰：「敢问其人」？曰：「异众以取名，贵难而自刻者，皆苦节也。其人则鲍焦、于陵仲子之徒是矣，二子皆苦者也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《小过》之《象》曰『君子以行过乎恭，丧过乎哀，用过乎俭』者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是三者施于行己，虽有过焉无害也；若施于治人者，必合乎大中，不可以小过也。盖仁过乎爱，患之所生也；刑过乎威，乱之所起也。推是可以知之矣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《既济》之《象》曰『君子思患而豫防之』者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人情处危则虑深，居安则意怠，而患常生于怠忽也。是以君子既济，则思患而豫防之也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『火在水上，《未济》，君子以慎辨物居方』，何谓也」？曰：「《未济》之象，火宜居下而反居上，水宜居上而反居下，二物各失其所居，而不相济也。故君子慎辨其物宜，而各置其物于所宜居之方，以相为用，所以济乎未济也」。

童子问曰：「《系辞》非圣人之作乎」？曰：「何独《系辞》焉，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而下，皆非圣人之作，而众说淆乱，亦非一人之言也。昔之学《易》者，杂取以资其讲说，而说非一家，是以或同或异，或是或非，其择而不精，至使害经而惑世也。然有附托圣经，其传已久，莫得究其所从来而覈其真伪。故虽有明智之士，或贪其杂博之辩，溺其富丽之辞，或以为辨疑是正，君子所慎，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间。若余者可谓不量力矣，邈然远出诸儒之后，而学无师授之传，其勇于敢为而决于不疑者，以圣人之经尚在，可以质也」。童子曰：「敢问其略」。曰：「《乾》之初九曰『潜龙勿用』，圣人于其《象》曰『阳在下也』，岂不曰其文已显而其义已足乎？而为《文言》者又曰『龙德而隐者也』，又曰『阳在下也』，又曰『阳气潜藏』，又曰『潜之为言隐而未见』。《系辞》曰：『乾以易知，坤以简能。易则易知，简则易从。易知则有亲，易从则有功。有亲则可久，有功则可大。可久则贤人之德，可大则贤人之业』。其言天地之道、乾坤之用、圣人所以成其德业者，可谓详而备矣。故曰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』者，是其义尽于此矣。俄而又曰：『广大配天地，变通配四时，阴阳之义配日月，易简之善配至德』。又曰：『夫乾确然，示人易矣。夫坤隤然，示人简矣』。又曰：『夫乾，天下之至健也，其德行常易以知险。夫坤，天下之至顺也，其德行常简以知阻』。《系辞》曰『六爻之动，三极之道也』者，谓六爻而兼三材之道也。其言虽约，其义无不包矣。又曰：『《易》之为书也，广大悉备，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，兼三材而两之，故六。六者非他也，三材之道也』。而《说卦》又曰：『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兼三材而两之，故《易》六画而成卦。分阴分阳，迭用柔刚，故《易》六位而成章』。《系辞》曰『圣人设卦观象，系辞焉而明吉凶』；又曰『辨吉凶者存乎辞』；又曰『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，而观其会通，以行其典礼，系辞焉以断其吉凶，是故谓之爻』；又曰『《易》有四象，所以示也。系辞焉，所以告也。定之以吉凶，所以断也』；又曰『设卦以尽情伪，系辞焉以尽其言』。其说虽多，要其旨归，止于系辞明吉凶尔，可一言而足也。凡此数说者其略也，其馀辞虽小异而大旨则同者，不可以胜举也。谓其说出于诸家而昔之人杂取以释经，故择之不精，则不足怪也。谓其说出于一人，则是繁衍丛脞之言也。其遂以为圣人之作，则又大缪矣。孔子之文章，《易》、《春秋》是已，其言愈简，其义愈深。吾不知圣人之作，繁衍丛脞之如此也。虽然，辨其非圣之言而已，其于《易》义，尚未有害也，而又有害经而惑世者矣。《文言》曰『元者善之长也，亨者嘉之会也，利者义之和也，贞者事之干也』，是谓《乾》之四德；又曰『乾元者始而亨者也，利贞者性情也』，则又非四德矣。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乎，则殆非人情也。《系辞》曰：『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』。所谓图者，八卦之文也，神马负之自河而出，以授于伏羲者也。盖八卦者非人之所为，是天之所降也。又曰：『包羲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』。然则八卦者是人之所为也，河图不与焉。斯二说者已不能相容矣，而《说卦》又曰『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幽赞于神明而生蓍，参天两地而倚数，观变于阴阳而立卦』，则卦又出于蓍矣。八卦之说如是，是果何从而出也？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，则殆非人情也。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见，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，其欲以垂乎后世，惟恐异说之攻之也，其肯自为二三之说以相抵捂而疑世，使人不信其书乎？故曰非人情也。凡此五说者自相乖戾，尚不可以为一人之说，其可以为圣人之作乎」？童子曰：「于此五说，亦有所取乎」？曰：「《乾》无四德，而洛不出图书，吾昔已言之矣。若元亨利贞，则圣人于《彖》言之矣。吾知自尧舜已来，用卜筮尔，而孔子不道其初也，吾敢妄意之乎」？童子曰：「是五说皆无取矣，然则，繁衍丛脞之言与夫自相乖戾之说，其书皆可废乎」？曰：「不必废也。古之学经者皆有大传，今《书》《礼》之传尚存。此所谓《系辞》者，汉初谓之《易大传》也，至后汉已为《系辞》矣。《语》曰：『为赵、魏老则优，不可以为滕、薛大夫也』。《系辞》者谓之《易大传》，则优于《书》《礼》之传远矣，谓之圣人之作，则僭伪之书也。盖夫使学者知《大传》为诸儒之作，而敢取其是而舍其非，则三代之末，去圣未远，老师名家之世学，长者先生之馀论，杂于其间者在焉，未必无益于学也。使以为圣人之作，不敢有所择而尽信之，则害经惑世者多矣。此不可以不辨也，吾岂好辨者哉」！童子曰：「敢问四德」。曰：「此鲁穆姜之所道也。初，穆姜之筮也，遇《艮》之《随》，而为《随》元亨利贞说也，在襄公之九年。后十有五年，而孔子始生，又数十年而始赞《易》，然则四德非《乾》之德，《文言》不为孔子之言矣」。童子曰：「或谓左氏之传《春秋》也，窃取孔子《文言》以上附穆姜之说，是左氏之过也，然乎」？曰：「不然。彼左氏者胡为而传《春秋》，岂不欲其书之信于世也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书，为孔子未生之前之说，此虽甚愚者之不为也。盖方左氏传《春秋》时，世犹未以《文言》为孔子作也，所以用之不疑。然则，谓《文言》为孔子作者出于近世乎」。童子曰：「敢问八卦之说。或谓伏羲已授河图，又俯仰于天地，观取于人物，然后画为八卦尔。二说虽异，会其义则一也，然乎」？曰：「不然。此曲学之士牵合傅会，以茍通其说，而遂其一家之学尔。其失由于妄以《系辞》为圣人之言而不敢非，故不得不曲为之说也。河图之出也，八卦之文已具乎，则伏羲授之而已，复何所为也？八卦之文不具，必须人力为之，则不足为河图也。其曰观天地、观鸟兽、取于身、取于物，然后始作八卦，盖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。考其文义，其创意造始，其劳如此，而后八卦得以成文，则所谓河图者何与于其间哉？若曰已授河图，又须有为而立卦，则观于天地、鸟兽，取于人物者，皆备言之矣，而独遗其本始所授于天者，不曰取法于河图，此岂近于人情乎？考今《系辞》二说离绝，各自为言，义不相通，而曲学之士牵合以通其说，而误惑学者，其为患岂小哉？古之言伪而辨、顺非而泽者，杀无赦。呜呼，为斯说者，王制之所宜诛也」！童子曰：「敢问生蓍立卦之说。或谓圣人已画卦，必用蓍以筮也，然乎」？曰：「不然。考其文义可知矣。其曰『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』者，谓始作《易》时也。又曰『幽赞于神明而生蓍，参天两地而倚数，观变于阴阳而立卦，发挥于刚柔而生爻』者，谓前此未有蓍，圣人之将作《易》也，感于神明而蓍为之生，圣人得之，遂以倚数而立卦，是言昔之作《易》立卦之始如此尔。故汉儒谓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者，用此说也。其后学者知幽赞生蓍之怪，其义不安，则曲为之说，曰用生蓍之意者，将以救其失也。又以卦由数起之义害于二说，则谓已画卦而用蓍以筮，欲牵合二说而通之也。然而考其文义，岂然哉？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筮，则大衍之说是已。大抵学《易》者莫不欲尊其书，故务为奇说以神之。至其自相乖戾，则曲为牵合而不能通也」。童子曰：「敢请益」。曰：「夫谕未达者，未能及于至理也，必指事据迹以为言。余之所以知《系辞》而下非圣人之作者，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也。盖略举其易知者尔，其馀不可以悉数也。其曰『原始反终，故知死生之说』，又曰『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状』云者，质于夫子平生之语，可以知之矣。其曰『知者观乎《彖》辞，则思过半矣』，又曰『八卦以象告，爻彖以情言』云者，以常人之情而推圣人可以知之矣。其以《乾》《坤》之策『三百有六十，当期之日』，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数同，而《乾》《坤》无定策，此虽筮人皆可以知之矣。至于何谓『子曰』者，讲师之言也。《说卦》、《杂卦》者，筮人之占书也。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。然犹皆迹也，若夫语以圣人之中道而过，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，则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」。童子曰：「既闻命矣，敢不勉（」（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七八。以上李文泽校点）。）/乾：疑衍。

周迁而东，天下遂不能一。然仲尼作《春秋》，区区于尊周而明正统之所在。晋迁而东，与周无异，而今黜之，何哉？是有说焉，较其德与迹而然尔。周之始兴，其来也远。当其盛也，瓜分天下为大小之国，众建诸侯，以维王室，定其名分，使传子孙而守之，以为万世之计。及厉王之乱，周室无君者十四年，而天下诸侯不敢侥倖而窥周。于此然后见周德之深，而文、武、周公之作，真圣人之业。故虽天下无君，而正统犹在，不得而改。况平王之迁，国地虽蹙，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厌，而法制之临人者未移。平王以子继父，自西而东，不出王畿之内（西周之地八百里，东周六百里，以井田之法计之，通为千里之方。）。则正统之在周也，推其德与迹可以不疑。夫晋之为晋，与夫周之为周也异矣。其德法之维天下者，非有万世之计、圣人之业也，直以其受魏之禅而合天下于一，推较其迹，可以曰正而统尔。自惠帝之乱，晋政已亡，悯、怀之间，晋如线尔，惟嗣君继世，推其迹曰正焉可也。建兴之亡，晋于是而绝矣。夫周之东也，以周而东。晋之南也，岂复以晋而南乎？自悯帝死贼庭，琅邪起江表，位非嗣君，正非继世，徒以晋之臣子，有不忘晋之心，发于忠议而功不就，可为伤已！若因而遂窃万世大公之名，其可得乎？《春秋》之法「君弑而贼不讨」，则以为无臣子也。使晋之臣子遭乎圣人，适当《春秋》之责，况欲以失国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统哉？夫道德不足语矣，直推其迹之如何尔。若乃国已灭矣，以宗室子自立于一方，卒不能复天下于一，则晋之琅邪，与夫后汉之刘备、五代汉之刘崇何异？备与崇未尝为正统，则东晋可知焉尔。